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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也許會說這不成問題。可我們要去翻一下有關“愛國者”的書，就會很驚訝的發現許多書都沒有把魯迅列入其中，就是勉強列入，也只有他“我以我血薦軒轅”等寥寥幾筆。記得我們念大學時(上世紀80年代初)，有一次去聽上年級一個師兄的畢業論文答辯，就聽他在高談闊論，說是魯迅死后在他身上加蓋“民族魂”的靈幛是表錯了情，因為魯迅一生都會在攻擊這個民族的“劣根性”———換句話說，一輩子都會在和自己民族過不去，這樣與自己民族為敵的人，能作為“民族魂”的代表?能說他是一個愛國者?當然，論文中還引了許多魯迅指責中國人的言論，有理有據頭頭是道。你也不能說他講得沒有依據。到了上世紀末，更有文學博士兼現代文學副教授的大牌人物葛紅兵在他《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寫一份悼詞》中，就更“義正詞嚴”地這么宣判：“魯迅，這個被人當成一種理念、一種意志、一種典范，甚至捧到了民族魂的人，又當如何?發生在他留日期間的‘幻燈事件’已成為他棄醫從文的愛國主義神話，然而，他真的這么愛國么?既然愛國，他為什么要拒絕返國刺殺清廷嘍啰的義務?徐錫麟，他的同鄉能做的，秋瑾，一個女子能做的，他為什么不能做?難道他不怯懦嗎?”如果說，我那位不知名的師兄還只是從言論上判斷魯迅不是民族魂的話，那這個有名的評論家可就是從行動上指出魯迅不是愛國者了。這樣，從理論到實踐，似乎都可以判明這個一輩子寫文無數最終嘔心而死的文人根本就不是一個愛國者。然而，這“有理有據”的結論可靠么?唯唯諾諾。 的確，從言論上看，魯迅沒有什么愛國的豪言壯語———也就一句“我以我血薦軒轅”。倒是他攻擊中國人的言論，甚至說中國人百姓性不如日本人的言論在他書中屢屢可見。倒是他的另一個同鄉的愛國言論屢屢可見，什么“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死心期殊未了，此頭須向國門懸。”單從言論比較，后者當然比魯迅愛國。可，當我們知道這些慷慨鼓動，充滿愛國情懷的詩句是出自汪精衛之手后，還會以言取人么?西方人所謂“言語是銀，沉默是金”，良有以也。中國的老子講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也是這個道理。魯迅自己也說過：“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于現實上做奴才并無妨礙。”所以，當別人罵他為“買辦”時，他索性將這詞英文的音譯拿來做了自己的筆名：康白度———這名字當然沒有“葛紅兵”響亮氣派，可我們恐怕也很難因此就斷定后者比前者更有為更愛國。 其實，魯迅對祖國的愛是以罵的形式來顯示的：因為他所深愛的祖國事先已病入膏肓———這就仿佛對一個病人，真正的愛不是無休止地對這病人唱贊歌，甚至連病態也稱頌不已———所謂“紅腫之處，艷如桃李;潰爛之時，美若乳酪”。這樣的“愛”，能說是真正的愛么?這樣的人能說是“民族魂”么?這只能使國家更加沉淪，病態更加嚴重。真正的愛只能是絕不虛心地“指出病癥，引起療效”痛下針砭———用魯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一個連自己民族的苦難都不敢正視的人，遑論愛國?! 也許，就是這個原因。魯迅才會有“能憎，才能愛”的名言，而在他詩中，“橫眉冷對千夫指”這一句才會放在“昂首甘為孺子牛”的前面。 愛，不一定顯示為溫馨;她可以顯示為冷峻。 |
